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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 男 |
| 政黨: | 無 |
| 籍貫: | 安徽省績溪縣 |
| 出生: | 1891年12月17日 |
| 逝世: | 1962年2月24日 (70歲) |
| 配偶: | 江冬秀 |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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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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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 |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
| 當選年份 | 1948年(第1屆) |
胡適 (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績溪上庄村人,現代著名學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官至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目錄 |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1],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獻」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胡適文集 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519)
1949年1月,胡適前往上海。既覺國民政府之國民黨無法應付國政,又深感共產黨的國內和平協定苛刻和戰條件下,兩黨「和比戰難」。於是不得已於國共內戰末期,避禍赴美教學。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後,大陸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響應說,「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適參加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就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栓塞症加狹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台大醫院療養,隔年1月出院。
1962年2月24日,於臺北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 「 |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 」 |
胡適雖然掀起新文化運動,卻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雖然一生恪守中國傳統文人道德,卻受西方文明洗禮,蔣介石的輓聯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
| 「 |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 」 |
胡適以前在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中國大陸的教材過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幾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在意識形態上,近些年來對胡適的負面評價也已經很少。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
| 「 |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 」 |
李敖先生在「李敖編胡適語粹新序」裡這樣評價:
鴉片戰爭的屈辱與敗績,只是一個開始。自此「內憂外患」七十二年後,亡了清朝; 又「內憂外患」三十八年後,亡了中華民國。前後一百一十一年過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接下了爛攤子,直到文革不革了,方在茁壯中獲得喘息。中國開始重新定位、重新定局、重新定風波、重新定神。 定位、定局、定風波、定神的範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慎終追遠的工作。慎終追遠的對現代中國的啟蒙人物們,給予「恰如其分」的發揚與評價。在啟蒙人物中,胡適是最穩健、最優秀、最高瞻遠囑、最具潛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宋朝朱熹有詩說:「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胡適一生,可謂身體力行,因此他死後的遺產與遺愛,最令我們珍惜。......
梁實秋先生的文章【胡適先生二三事】......胡適先生最愛的對聯是「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認真地做事,嚴肅地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
| 前任: 王正廷 |
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38年—1942年 |
繼任: 魏道明 |
| 前任: 蔣夢麟 |
北京大學校長 1945年—1948年 |
繼任: 湯用彤 |
| 前任: 朱家驊 |
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7年—1962年 |
繼任: 王世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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