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大文豪。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傑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名列「蘇、黃、米、蔡[1]」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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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其父蘇洵,其弟蘇轍並稱「三蘇」。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神宗時蘇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
元豐二年,四十三歲時,發生了著名的李定「烏臺詩案」,他因此事入獄,幾死,其弟蘇轍自請貶職以輕其罪才得以保全,翌年被貶至黃州。
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潁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被章惇貶謫至惠州、儋州。北還後第二年病死常州,終年六十六歲。南宋時追諡文忠。
他在政治上較偏於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既反對王安石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馬光盡廢新法,因而在新舊兩黨間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在各地居官清正,為民興利除弊,政績頗多,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蘇堤就是實證。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答謝民師書》中曾自謂:「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 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黃州詞,是蘇詞的奇觀;黃州文,則是蘇文的高峰;《赤壁賦》是其高峰之巔。
現存約四千首[來源請求],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對後人影響也最大的是抒發人生感慨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篇。表現出宋詩重理趣,好議論的特徵。《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艷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元豐四年暮春三月,東坡寫下《黃州寒食詩帖》。此帖為兩首五言古風,詩句沉鬱蒼勁,低回長歎,極富感染力。其書法筆力沉勁,氣勢磅礴,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後世譽為《蘭亭序》、《祭侄文稿》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黃庭堅在此帖後題跋:「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台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朱弁《曲洧舊聞》:「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魯直亦瞠乎其後矣。」
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在中國詞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詞派,對後代很有影響,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傳誦甚廣。
擅長行書、楷書,取法李邕、徐浩、顔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蔡襄(原為蔡京)、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
能畫竹,學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認爲「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
蘇軾現存世的文學著作共有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以及大量散文作品。最早的成名文章是嘉祐二年(1057年)應試時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最早的一批詩作是嘉祐四年與父親和弟弟合編的《南行集》中的40多首詩,最早的詞則寫于熙寧五年(1072年)。[2]
詩文有《東坡七集》等。存世書跡有《答謝民師論文帖》、《祭黃幾道文》、《前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帖》、《題西林壁》、《飲湖上初晴後雨》等。畫跡有《枯木怪石圖》、《竹石圖》等。另,今傳《蘇沈良方》是在沈括《良方》基礎上,增益蘇軾的醫藥雜說而成。
袁枚評蘇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於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
國學大師錢穆說:「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裡見。但蘇東坡的儒學境界並不高,但在他處艱難的環境中,他的人格是偉大的,像他在黃州和後來在惠州、瓊州的一段。那個時候詩都好,可是一安逸下來,就有些不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東坡詩之長處,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靜不如王摩詰,其忠懇不如杜工部。」
王水照教授認為蘇軾文學作品的數量之巨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質量之優則為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2]
當代作家李敖評論蘇軾雖是達者,「但他的思想水準只是超級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於《赤壁賦》,並沒有思想家式的細膩與深入。又摻入佛、道及民間迷信,行為上搞求雨、煉丹,境界有低段出現。他的政治觀點尤其舊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謂『汝唯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了。」
從宋代開始,蘇軾作品的注本不斷出現,較著名有:
宋仁宗嘉佑二年,蘇軾與蘇轍一同進京參加會考。蘇軾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青睞,並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歐陽修亦十分讚賞,原本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而取為第一的卻是曾鞏的作品,正是陰錯陽差,弄巧成拙。到了禮部複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
關於刑賞忠厚之至論中的一段內容:「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當時眾考官評議時皆不知其典故,後來拆封放榜後知道是蘇軾所作,歐陽修便問蘇軾出於何典。蘇軾回答在《三國志·孔融傳》中。歐陽修翻查後仍找不到,再次詢問蘇軾,蘇軾答:「曹操滅袁紹,以紹子袁熙妻甄宓賜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出於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歐陽修聽畢恍然大悟,大大稱讚蘇軾博學強記又能活用。原本歐陽修只是讚賞蘇軾的文才,一番問答後更是對蘇軾的膽識與聰穎讚譽有加。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去世,大臣們正舉行明堂祭拜大典,因此趕不及第一時間奠祭,儀式一完成,這些參與典禮的大臣們希望趕去弔喪,但理學家程頤卻攔住大家,說孔子「是日哭則不歌」,所以參加了明堂典禮之後,不該又弔喪家。但是大家心裡覺得這不近人情,有人就反駁說,「哭則不歌」不代表「歌則不哭」。蘇軾還開玩笑說:「這是枉死市上叔孫通制訂的禮。」狠狠地嘲笑程頤,鬧了個鬨堂大笑。而這件事,也是蘇軾、程頤兩人結怨的開始。[3]
有一次國家忌日,眾大臣到相國寺禱佛,程頤要求供應素食,蘇軾責問說:「正叔(程頤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嗎?為甚麼要喫素食?」程頤引經據典地說:「禮法:守喪不可飲酒喫肉;忌日,是喪事的延續。」但蘇軾刻意唱反調,要求準備肉食,說:「為劉氏者左袒!」像漢朝周勃、陳平鬥爭呂后一族般,劍拔弩張。於是大臣如料理東西軍一般,都選邊站:范淳夫等人喫素食,而秦觀、黃庭堅等則喫肉。[4]
宋哲宗元祐四年七月三日,到杭州任知州。元祐五年五、六月間,浙西一帶大雨不止,太湖氾濫,莊稼大片被淹。組織民工疏濬西湖,築堤建橋,使西湖舊貌變新顏,是為蘇堤。杭州的老百姓很感謝蘇軾做的這件好事,人人都誇他是個賢明的父母官。於是到過年的時候,大家就抬豬擔酒來給他拜年。蘇軾收到後,便指點家人將肉切成方塊,燒得紅酥酥的,然後分送給參加疏濬西湖的民工們吃,大家吃後無不稱奇,把他送來的肉都親切地稱為「東坡肉」。
| 唐宋八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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