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陳寅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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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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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0年6月16日 中國湖南省長沙府 |
| 去世 | 1969年10月7日 (79歲)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
| 身份 | 歷史學家、 古典文學研究家、 語言學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 |
陳寅恪(1890年6月16日-1969年10月7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柳如是別傳》。
目錄 |
江西省義寧(今修水縣)人,1890年生於湖南長沙屬陳氏義門堂。其父陳三立為著名詩人,維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師範學堂總教席。少時在南京市家塾就讀,曾師從國學大師王伯沆。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1902年隨南京礦路學堂畢業的長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巢鴨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陳師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市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學習。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到中國。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每餐吃炒腰花(豬腎),省下的錢買書[1]。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2],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夏曾佑曾對他感慨說道:「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原台灣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篔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有「教授的教授」之稱,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3]。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導致右眼失明。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解放軍渡長江,逼進北平,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留在嶺南大學,未能前去台灣[4]。
1948年底,任教廣州嶺南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國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決定在內地出版陳著和郭親自校訂的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征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5][6]
國務院副總理陶鑄敬重陳寅恪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陳寅恪的眼疾。1962年,陳寅恪滑倒於浴盆內,右腿折斷,陶鑄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助手爲黃萱。中國文化大革命時,陶鑄被江青打倒,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云:「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劉節代替寅恪受批鬥。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痹逝世。次月21日,唐篔亦逝。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回憶當時的情景:「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他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他就是這樣被活活嚇死的!」[7]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很明顯是繼承了錢謙益「以詩證史」的方法,陳寅恪曾言:「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8]。例如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長生殿」為寢殿之誤[9],「長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靈殿」,「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10]。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關隴集團」的說法。從北周、隋至武則天政權,皆與關隴集團息息相關。
宇文泰建立關中本位政策,並且融合鮮卑及漢文化以消除胡漢隔閡。最後北周形成較團結的關隴胡漢集團,漢族也成為軍隊主力之一,得以攻滅因政治混亂而衰退的北齊。陳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在西北一隅。」
錢鍾書則認為詩史說是一個偏見,屢作譏評。在《管錐編》第1227頁、《宋詩選注序》都直接或間接做了批評。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敘述,在韓愈是否「服硫磺」的問題上,錢鍾書不取陳寅恪的考證;後來他又批評陳寅恪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太「Trivial」(瑣屑)。余感慨地說:「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11]。
1960年5月21日錢穆致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遝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12]。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13]」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這個字,被普遍讀作「què(確)」,根據是:陳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系統,客家人讀「恪」作「què(確)」。但據金文明《守護語林》中所作考證,這是以訛傳訛之謬。上杭的客家話裡,根本沒有q這個聲母,凡普通話q聲字在客家話裡多讀作/kˈ/(符號ˈ示送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課」注「恪」的國音,而用「確」注「恪」的粵音。「確」的粵音為/kˈɔk/,而據陳寅恪助教王鍾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見「恪」絕不讀「què」,惟其粵音注音字「確」的普通話讀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聰明給「恪」編一個新音,是很荒謬的。陳寅恪本人也認為,用普通話時,「恪」當讀作「kè(課)」,而這也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惟一讀音。
陳寅恪有三名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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