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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 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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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贯: | 辽宁省海城 |
| 出生: | 1901年6月3日 中国辽宁省台安县 |
| 逝世: | 2001年10月14日 (100岁) 美国夏威夷檀香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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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1],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中国辽宁海城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的历史定位及评价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历史有不同的评价。中华民国的公共电视在张学良不再被软禁后,制作一以其口诉为主的记录片。[2]
目录 |
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一年后毕业,在张作相手下任职,并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4日,自皇姑屯事件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继任为东北保安总司令。
1928年底“东北易帜”帮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解除军阀割据及完成大约与中国本部加东北范围的统一,象征意义上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各军阀原有的旗帜。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的统一的中国国家主权和日本的南满鐡路的特权,冲突的可能性升高。[3]。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学良本人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的特权。[4]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令日军很快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鉴于当时锦州局势的重要性,在当时国民政府曾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趁机向国民政府索取财政支援和军事支援,并且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出于保全实力的需要,决定全面撤军关内。闻及此举,当时下野的蒋介石急忙致电张学良请求切勿撤兵。但张学良仍在1932年1月2日率领20万东北军退至关内,关外的一万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再一次得到了超完胜的战绩,日本少壮派军阀从此被吸入狂傲邪妄的侵略之途。
蒋介石后来在《敌乎友乎》一文中写道:“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至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服责任之所致”。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打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勇气。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来源请求]。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来源请求],里面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打算认真守土,他觉得死守热河只有把自己的军队白白耗掉,作无谓之牺牲而已。张学良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打一场马马虎虎的防守战,应付一下媒体舆论,因此没有把军队主力调上热河布防而是窝守在河北边界。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攥写一文道[来源请求]: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由于指挥官都没有抗战的决心,那些东北将士士气低落。在热河抗战之前,汤玉麟早就派代表参加满洲国的建国议会,其部下的两个旅长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诚,热河抗战之溃败其实在战前已经决定了。张学良向当时国民议会列出了一表巨额军饷,要挟拨款守土。
汪精卫闻讯,在1932年8月6日请求辞职,并发表通电斥责张学良道: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公开回复道: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于次日占领。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长城抗战爆发了。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其下东北军将士疾步后撤,以求自保。就这样,日军又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把省会承德给占了。战后国民政府立令全国通缉汤玉麟,其后张学良和东北军被西调进攻共产党在陕北的红军。
长城抗战中西北军宋哲元部曾派赵登禹旅长率部绕攻日军后方,用大刀奇袭,官兵异口同声“砍上去!”,个个争勇夺先,把日军杀得措手不及,并夺回了喜峰口。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喜峰口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辱”。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城内,张学良通过共产党向斯大林表达了废蒋的意向,但斯大林认为,一旦蒋有什么三长两短,中国会立刻回到以前一盘散沙的局况,不但日本可趁机“三个月灭亡中国”,连苏联也会因此徒增对日交战的风险。斯大林遂电报中国共产党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蒋介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中央派系二号人物,亲日的何应钦却积极调动大军,并用飞机轰炸西安,称张学良再不放人便会派兵血洗西安。
经过共产党和宋美龄的协调,张最后决定放人,并冒着生命危险亲送蒋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蒋并未依军法审判张学良,但却将张学良软禁,张学良一生就此失去自由。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当局颇不自在,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学良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在一次老乡进访时,张学良探问道:“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哥伦比亚大学张自述资料)。“陪蒋回京后,几天就会回来”,张学良曾如是说。张被软禁,一般被视为是蒋介石的不守诚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在形式上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在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在台北北投居所,过着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后得“赵四小姐”赵一荻为情妇。他于囚禁中信奉基督教后,1964年按教规与于凤至解除婚约,和赵四小姐结婚。1975年,蒋介石逝世。1988年,蒋经国逝世。而后,1990年起张学良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寿101岁。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不少人提出过异议。有人曾忿忿地说道:“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有张晚年归信基督教的信仰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对于两岸政治因素一项,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若张学良回到中国东北,则有可能被大陆官方用以宣传——张学良并不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毛泽东,他不希望被当作政治宣传的道具。另外一派的说法是张并非大家想象中的爱国——若张真的是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家乡的黑土地,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共产党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
新近的研究者有认为是悔恨:一悔丢东北,二悔因发动兵变而导致今日国家状态。
张学良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了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根据张学良的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也公布了张学良的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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