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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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以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目录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

主条目：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沈克的106师的一个团被歼。1931年，张学良俨然一个东北王，九一八事变后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在红军西撤的时候，张的部队被调去剿匪，由于任务执行不利张部队的番号被蒋中正撤掉，导致两人之间的嫌隙。

一二九运动

主条目：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中共地下党动员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纷纷响应。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两广事变

主条目：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

10月29日，张学良飞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调几十万大军“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训斥。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严辞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三日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2月10日，蒋中正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中正哭谏，毫无结果。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

事件经过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止园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中正的兵谏。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中正，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1]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3]

12月24日，蒋中正被迫接受六项协议。即：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⑷，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结果

西安事变后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部认为蒋中正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开始加强。 因而侵华的速度也为之加紧，并在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而中日战争全面开始。

事后，张学良送蒋中正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关押并长期囚禁。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不久即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被秘密处决。

西安事变的评价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

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在晚年，离开国民党控制范围旅居美国的张学良曾对其31年到36年（并不包括36年底的西安事变，而是几年间的不抵抗）几年间的作为表示了相当的悔意。作为一个基督徒，张学良曾效法使徒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其他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使中国各种派别团结在对日的一条战线上来，包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央派、形形色色的地方实力派及面临艰难处境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同时，西安事变及其后爆发的七七事变使1930年代中上期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被全面的战争爆发打断，中国的抗战在缺乏工业支持的情况下举步维艰。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最新的史料，以及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秘密档案研判，蒋中正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抗战之前的“事变”，又都是一批目光如豆的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既无鲸吞中国的大志，和他们再打几年太极拳，不见得是件坏事。史学家唐德刚即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个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以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坐收实利呢？”

亦有部分人士认为，西安事变虽然可能使中国政府准备对日战争的时间减少，也使得日本不得不加快侵略，但当时日本利用在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不断增强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如果此时日本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苏联等反法西斯同盟会腹背受敌，可以说，西安事变对反法西斯的战争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西安事变的悬案

张学良和蒋介石一度是结拜好兄弟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 根据披露的蒋中正的一封未发表的信笺表明，当时蒋中正有意撤换张学良等军事要员。但这两件事是否构成因果关系，甚至于这份信笺的真实性，则尚难定论。
  • 另有人指称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致使东北沦陷，受到全国各界普遍谴责，这是他受到中共影响后的“赎罪”举动。
  •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声称，西安事变的起因是因为张学良想取代蒋介石。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中共党内也出现过“杀蒋” 与“放蒋”的意见分歧。在延安已经搭好准备公审蒋中正的台子。最后是什么原因使得放蒋主张得以实施呢？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是出于统战目的。当然，深层次上，也可说是“华容道放曹操”的再现，因为即使杀了蒋中正，并不会对共产党有什么实质意义，反而有可能使何应钦等亲日派上台，那样的话，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共产党本身都是有害无利的。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西安事变都由斯大林一手策划，起先指示中共接触张学良，中间又详细布置诸多细节，后来他恐防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造成日本迅速坐大，危害苏联。所以转而向中共给予极大的压力，要求营救蒋介石。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屈从斯大林的指示，方才派周恩来去西安营救。斯大林又带话给蒋中正，同意以放蒋经国回国为交换条件，于是才有了蒋中正和周恩来的见面，有了国共内战的结束。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何要护送蒋中正去南京，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行为？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张学良自认有负于蒋中正，去南京也可被当作赎罪之举。

参见

参考文献

  • 唐德刚，《书缘与人缘》，1991年12月31日第一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 《西安事变资料》
  • 《西安半月记》

外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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